『上楼』记(1)

这本来是一个村子，有耕地，有农田，有春种，有秋收。60年代国有重型工业企业占地，这个村子的大部分耕地被占去，孤立在一群厂房设施中成为一个『非农业户口』的『城中村』。进入21世纪，大型国企开始走下坡路，城市化的号角却吹得嘹亮，这里原有的重型工业企业据说被规划成『重工企业博物馆』，作为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烜赫一时的国企之见证；而另一边，则因为毗邻古都遗址，地理位置依山傍水，而被规划为未来的『城市新地标』，如同广州的珠江新城那样。这个小村庄及其邻居地区都被纳入规划的版图。

对政府而言，收回集体土地，将集体所有制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然后将其贩卖给开发商。这是打着城市化给人民谋福祉的旗号在打造政绩，创造政府收入。

对集体土地所有者而言，他们关心的却是，能发多少钱？分多少套房子？等等。对于即将失去的土地他们没有任何眷恋。在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他们并不知道对于他们正在丧失的土地，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只关心能否赶紧分房子，分钱。然后各个村子开始比较谁能拿到更多。

普通人谋的也只能是实惠。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所谓的利益分配方案，他们也并没有多少决定权。通常都是所谓的『村干部』们包揽了与政府谈判，并代替村民们做决定的权利。而在其间会有多少猫腻，大家也都是心照不宣。而每当所谓的方案太过于苛刻，这个时候年轻一辈们很少能有什么开口的人，因为他们在未来还要『和气为人』。这个时候出头的人往往是那些年过古稀的老汉们，他们一个个聚起来开始在村委办公大楼门口训斥那些为官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有训斥晚辈的资格，毕竟所有的土地以及荣耀都是从他们的手中挣来的，他们不允许这些财富被糟蹋。另一方面，由他们出面闹事也是因为村中的『中国基因』还没有被完全破坏，一个人若是名声坏了，那他也就会被所有人嗤之以鼻，这个人也就很难能挑起什么大头来，而最师出有名的罪名制定者，不是最有文化的人，也不是官最大的人，而是那些老汉们。最后，老汉们一般身体都经不起折腾，动弹不得，最精贵。不管是说话、动作上，那些家伙们都要思忖着点才行，若是因为吵架动了手让这些老汉们有个散失，那绝对就是闹了大事。

利益分配方案制定的差不多了之后，先是上级审批，然后是村民签字。当有绝大多数人签字之后即生效。然而这个方案，却明显基于传统的封建思维，比如男女不平等，比如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不能得到保障。然而在以『血缘』作为主要维系机制的这个村子里，家族为大，保证大家族利益为根本，才能让大多数人签字。这是『传统思维』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妥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