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早之前就买了吴飞老师的《浮生取义》，因为书还特别跑去有他的课堂去见其人，讲的是亚里士多德。我不懂哲学，更加不懂西方哲学，然而在上课的过程之中我一直无法将这本书的作者与讲台上的老师建立起直接联系。比起他的课，我更喜欢他的书。
有人说无非的书写尽了中国家庭的道德游戏，而自杀不过是在用自己的道德资本进行道德博弈的过程，这样的一本人类学著作，在诸多案例的清晰脉络的清洗之下，竟然如此流畅动人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已然过时，且完全定量的分析范式多年来让人眩晕，在吴飞这里，中国河北某县城的自杀不再是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结构性失范』，而返回到我自己非常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之中，而对我童年、少年以及当下的生活进行一次道德语境下的大梳理。
吴飞在《浮生取义》之“过日子”一章提到：『和bare life一样，过日子这个概念中同样不包含任何附加的好坏善恶，是每一个活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一个无法再化约的生活状态。……过日子的状态，并不是西方那个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不是通过把人褫夺了任何社会属性之后，家丁的一种赤裸裸的生命状态，因而其基本特点就不是神性和罪性的那种结合。在中国人看来，过日子这个过程才是生活的常态，过不好日子的人，就是这个过程中某个环节出了问题。』（P32）当然过日子的状态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过日子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们总是在过日子的过程之中创造自己的命运。』（P36）所以整本书虽然都围绕『自杀』展开，而其在写作的终极层面却是在围绕『过日子』这一个母题，以平和、缓慢与优雅的方式极尽最为真实的『中国故事』。
从去年开始我写『28岁说』，确实不是想借年龄进行自我炒作，也不是文艺青年式的忧郁爆发，28岁是一个过度的年纪，承上启下却又青黄不接。就是这个年纪，父母双亲开始走入退休的年纪，周遭朋友纷纷结婚生子然后是退去原来的生活，而那些捧着你长大的祖父祖母们，却一个个开始走入暮年。每次我回家见到奶奶，她总是会泪眼沾襟，每次又会站在门口流泪看我拉着行李箱远去。从前我不懂有什么好哭的，现在终于可以体会她知道每次见我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的不安不舍的心情。在这样的人生大背景之下，我重新开始理解中国人所谓的『过日子』，将近30年的人生体验都翻出来重新注视一遍，然后才明白什么叫『过日子』。
（此处略去一篇文章，一直想写而没有写的外婆去世。以此来写写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生活所失去的『过日子』。）
在论述中，大部分的自杀都起源于家庭关系，也难怪吴飞老师认为家庭在『过日子』中的重要程度了。『家庭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而更在于它是过日子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这样说，并不是指单身的人就不在过日子。一个没有成家立业的人，也可以说“一个人过日子”，但这其实假定了他生活在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里面。而由于他的家庭没有儿女，难以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一般来说，他很难过的幸福。』（P33）
从这样的书籍之中去理解每天都在辗转琢磨的所谓『爱情』。新浪微博很贴心的推出性取向、恋爱关系的标签，而囿于中国的传统以及现实国情，我们最多也就可以看到『同性恋』+『恋爱中』的标签，然而『恋爱中』三个字本身是触目惊心的，一对同性恋伴侣，究竟要相处多久，才能度过『恋爱』阶段呢？『恋爱』本身所要求的浪漫、不稳定、刺激、新鲜感等都是所有亲密关系容易破碎的关键因素。而在一起的两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将『恋爱』阶段过渡到『过日子』的阶段，那么『恋爱』本身就可能会变成一种让人不选需要燃烧最后身心俱疲又两败俱伤的事情。而在异性恋的婚姻关系中，两个人先是通过绑定双方的社会关系、财产关系，之后又由下一代的到来而非常自然的转向『过日子』的平衡以及平淡状态，在有了孩子之后，除非有婚外情、经济因素等变革性不安定因素，在一个家庭中几乎重心都转向了孩子，这也就代表着容易产生冲突的伴侣双方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代，从而增强了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因此，不论是什么样的亲密关系，若是想要长久，则应当尽量避免将关系定位为『恋爱中』，而应当顺从的走向『过日子』。吴飞的写作当然是想要推及最广大意义的家庭关系以及社会模式，这样的观点也无大碍，然而比较好的亲密关系在同性恋人群中必定是有可能的，然而『过日子』的方式虽较传统方式有所不同，然而其主旨却不能是花花世界与渺小的内心，关系的双方必须顺利向『过日子』过渡。
其他方面，吴飞也谈到在小群体的『自杀』现象：『疯子、傻子、小姐、乞丐、光棍都被认为没有完整的人格，因为被排除出了正常人的社会群体之外。人们认为，他们的自杀不算自杀，不仅那些确实因为精神疾病引起的自杀不算自杀，而且这些边缘人因为家庭原因的自杀，也被认为不算典型的自杀。』（P162）看来在主流社会的『眼光』之中，这些『非正常』的『小众』人群的自杀并不能放入对正常人『自杀』的理解范畴，所有的『非正常』都成为特殊现象，因而『自杀』都不算自杀了。
当然最终，吴飞的写作不仅将最严谨的人类学洞察与社会学推理逻辑层层推进，还在于真实的真实社会之中的『权利游戏』过程与『道德博弈』。这一点吴飞说的很透：『自杀的不确定性的真正原因在于，过日子是一个家庭政治过程，幸福与否不是单个人的事，而要取决于整个家庭生活的好坏。虽然人人都愿意活得有尊严，但人们并不是想有尊严就有尊严的；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一个人的命运，根本上取决于其能否在权利游戏中把生活逐渐过好。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利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论的集中体现。』（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