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有感
去广州来回的飞机上，我把《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读完了。这本书今年8月才出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边儿上的万圣书园看到这本书在新书推荐的架子上，毫不犹豫的买下来，用了大约6个小时读完。
这是一本由女性学者牛津大学沈艾娣教授写作而成，在西方学界享有颇高的知名度，译者是一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也是女性。不仅是因为本书的写作风格，翻译也看得出译者阅读量挺大，加上写作的内容我很感兴趣，因此读起来不难，反而因为旅途的单调无聊，更加增加了本书的精彩。
女性作者，女性译者，却在书写一个生于清末山西太原的一个读书人的一生。作者在书中不无调皮的说到「我怀疑他（刘大鹏）是否愿意被一个异国女子研究」。我想本书写作的对象清末的刘大鹏在写日记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他的日记被流传的如此之广，不仅在自己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有了手抄本，而且在身后，他的那些日记成为了研究清末社会、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及抗日战争等重大变革的社会影响重要资料来源，而现在刘大鹏的日记藏于山西省图书馆，据译者赵妍杰说，这些日记已经变成了该馆的镇馆之宝了。（译后记，P162）
微观史
对我来说，这本书让我有收获的部分是研究方法（写作方法）的部分。作者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微观史」。关于微观史是什么，作者在书中有简单的介绍：「对一个相对不为人所知的个体生命进行细致的研究，旨在展现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世界。」（P2）企图「通过在文化语境中分析一件件看似不重要的事件来阐释更广阔的文化面相。」（P3）「它们并不是案例研究——通常用一个例子证明、证伪或者推演一个更大的理论。相反，它们通过对人类生活和动机的具体分析来颠覆已经被接受的历史，解释理解过去的别样途径。」（P4）
我们对一个人一生的书写能客观的透视文化、社会、历史层面的结构性、时代性、群体性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电影、传记等文学形式，然而《梦醒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通俗文化的产品，而是一本被用于西方很多高校的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这样一本严肃的学术书籍，从一个小人物来切入的合理性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宏大的主题，但是我将通过个人的故事来展现它们，因为这正是我感知这些宏大主题的方式。这一取向也让我能够感受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如何在实践中互相影响。只有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才能看到孝道如何被践行、如何被政治变革影响；假如我们冒进到集体层面，我们将错过很多有趣的故事。」（P6）
作者也在自问：「刘大鹏的具备代表性么？」然后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刘大鹏的情况并不特殊。他常常提到和他处于相同困境的朋友，他的观念和思想正是从她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养成的。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有代表性而写他。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当阅读他的日记时，我感受到一种要把他还原为个人的义务。……在历史叙事里，为人常限于伟大的领袖、作家和思想家。刘大鹏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当他年轻时，他曾希望自己成为大人物，但像多数人一样，他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之所以写他是因为我希望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个阶级或者某一类人的化身——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纪中国的变革当中会是什么样子。」（P7）
我读研之后的阅读多跟中国近代社会有关，类似写作方法的书也有涉及，但是这本书带给我的阅读震撼经历却非同寻常，这也是我很想要把「微观史」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写作方法）拎出来强调的原因。作者确实是从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村民读书人（作者并不认为村民与农民有着直接的关系）切入来进行写作，然而跟着作者的思路往下读之后，便有仿佛自己也成为刘大鹏的一个朋友的错觉，而且对于刘大鹏故事的了解又如此立体和丰富的显现了跟他同时代的一类人，这类人可能跟他有着同样的社会阶层属性、读书品位等等，他们面对的问题、思考和困惑是类似的；在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他生活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当时他关心的社会议题了，以及他的大家族、亲朋好友的人生故事。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本书的意义不仅仅是「了解」，而是近乎于一种整理，将从前从祖辈口中提到的零星事件进行了一次整理和梳理的过程，这个过程解决了成长过程中疑惑多年的难题。我想跟我有着类似成长经历的人阅读此书的时候都会有相似感受的。
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的资料来源为刘大鹏的日记和其他作品、已出版的地方史资料和口述访谈为材料。在此也可以看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不拘一格用方法是多么重要、
并且增加效率的事情。
大问题
沈艾娣教授对于山西农村读书人刘大鹏的一生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写作、儒生、孝子、议士、商人、老农。可以说，刘大鹏将主要的生命时间都用在这几件事情上，同时这个几个词也比较确切的概括了他几个侧面，即他的主要社会身份。相对于他同村村民来说，刘大鹏无疑是无比幸运的人，因为他得以在一生中兼具如此多的身份，尽管它们往往不是同一个时期。这也是李大鹏可以作为一个「微观史」的主角来进行书写的主要原因。
谈到读书与写作，「父亲送他读书是抱着他将来能中举以广光耀门楣的期望，儿时的刘大鹏也有哦“封侯之志”。于此对照，他的业师则强调了教育的目的是修身，尽管最终目标是为了治国做准备。（P37）」他一生做过「作馆」先生，在太古有钱人家当教书先生，之后又历数商人、议士等角色。在失落之于，他似乎从未放弃过。那么，除了谋生之外，一个古代读书人要怎么过贫瘠人生呢？
那是一个没有电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的时代。我经常都会觉得人生无可追寻，经常想放弃，然而刘大鹏却一直以儒家思想要求自己。在挑起家庭和社会的角色之外，他还尝试写作，把他自己积攒多年的最有底气也是他自我认同最强的一个角色，用写作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他在没有资助的前提下，编撰了刘大鹏版本的《晋祠志》：「正因为这项编纂完全是个人行为，并无任何官方的资助，刘大鹏才能同构其中一抒己见，甚至能记些个人的经历。……刘大鹏的《晋祠志》不仅是当地在特定某个历史时段非常详尽的描写，而且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P12）」
《梦醒子》中也时有对刘大鹏的家事进行介绍，比如分家，比如刘大鹏对自己父母的孝悌的恪守，「父母在世时，孝难免成为问题重重且颇具正义的美德，因为它必须建构在人与人之间；父母过世后，它的涵义就变了。（P61）孝心最终变成了行善。」以及在辛亥革命之后，他的子孙们对待他的孝悌的方式，多有变化，似乎时代的发展总是遵循趋势的逻辑，每每让我觉得这是在书写自己所处的时代。「刘玠一定成功的在父亲面前保持孝行，但是那个表现仅仅是为了哄父亲高兴而已。事实上，离开太原远道代县对刘玠而言是个解脱。刘大鹏知道刘玠酗酒，但是毕竟自己也喜欢小酌。但是每天吸两包香烟的刘玠却从未敢在父亲面前吸烟。晚年，刘玠开始抽鸦片；家人都知道，但是唯独刘大鹏从未知晓。（P67）」谈到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人的塑造，以及家庭关系对孝悌本身的影响的时候，沈艾娣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子辈们选择了「逃离」：「刘玠多数时间不在家，他已经尽力在父亲面前践行孝道，但是在表现的孝顺之下则是掩藏不住的忧惧寡欢。刘大鹏所追求的儒家家庭关系所体现的只爱亲情本来就不是容易做到的，这同年轻人吸收的新观念激烈碰撞之后变得尤其复杂。刘瑄和刘玠都以某种方式逃离了，而他们逃离的方式无不凸显了这一体制的情感约束力以及毁灭的力量。（P67）」
然而，生活中最大的「大问题」却不过生死，这一点沈艾娣教授和刘大鹏都无所避讳。在日据时期，刘大鹏有子孙为日本人做事，他的态度是：「刘大鹏认为尽管这样的妥协行为是可耻的，但是对亡国奴来说不可避免。……唯一的希望就是存活。」可见之后关于出身、成分等问题，刘大鹏早已给了自己的回答，尽管他的子孙中确实因此吃了大亏。
现代化
在《梦醒子》的后半部分，沈艾娣教授借由写这个清末读书人的失落。
李大鹏生于清末，经过多年的苦读中过举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贤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是他的人生理想。经由考功名这条路，他一生去过北京、天津，这也是比他的同代人幸运的地方，他知道在山西那条古栈道之外的世界的模样；同时，因为发生的时间太过特殊，生逢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等时期，他也将政府在逐渐抛弃已经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价值观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西化的思想，「当政府为推进和儒家价值相背离的新政而大举征税时，人们愈发感觉到国家正在抛弃奠定其存在正当性的原则，而这让人们更加疑惑不解。新政始自科举考试同儒家经典的进一步疏远，以便——正如刘大鹏所言——国家选择精通西学的而非孔孟之道的人来为官治国。随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本身也遭废除。几天后，刘大鹏一觉醒来，感觉「万念俱灰」，因为他意识到入仕的希望至此已经全部破灭。（P71）……人们意识到废科举将改变社会流动的管道，而其他许多变化也必将随之而来。他们也知道像刘家那样已经在教育上投入很多的家庭将遭受最大的打击。（P72）」到最后，他本来已经拿到了进入统治阶级，至少是士绅阶级的入场券了，但却终于在新规则之下再度化作平民：「因为刘大鹏有着和邻居一样的烦恼，因此他变得更认同乡里乡民，当他入仕的希望变得当然无存时，家财也渐渐耗尽，刘佳的经济条件也无异于他的相邻们。他苦受着革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P93）」
这跟考学多年无法中举还不同，刘大鹏是获取功名之后，世界规则突然发生了变化，终于熬出了头的人却发现他的坦途被硬生生的堵上，自己由有声望的人逐渐走向了平民化、去声望化，多年的努力并非因为个人能力不及，仅仅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使得他再也没有办法享受自己努力所获取的功名，那种失落，「万念俱灰」。不仅如此，从个体层面而言，之后迅速被「西化」和「现代化」的世界，刘大鹏感受到的失落感，是被世界抛弃的那种大失落。少年时期的所学所见，在壮年却无地可施，甚至，是他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世界。最好的例子就是，曾经从晋祠镇去太原市要用一整天的时间，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太原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已经有了公共汽车，刘大鹏去太原的车程减到了几个小时。他一方面享受起便利，另一方面又无比失落。更遑论，之后革命频发，日据时期，国共内战，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土改，他都会觉得自己不断的被新世界抛弃。
从刘大鹏这个个体开始写，沈艾娣还提到时代性的变化：「很多现代物品到达乡村：人们可以看到太原县的年轻女子渴望得看着满街流行的帽子，这些帽子由卖毛巾、长呕吐女娲、肥皂和雅高的小商贩到处兜售……这些物品定义了其拥有者是一个现代人，而这些物品对越来越贫苦的农村人来说简直无法承担。（P130）」
然而刘大鹏这个个体的失落蔓延开来，时代性的失落便凸显出来。「山西村级工商业的衰落意味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经济恶化，并重新回到农业和传统的权力机构。（P129）」「20世纪早期，政府政策重塑了山西经济，通过干预将太原变成工业和商业中心。（P129）」在这背后是重整几年前的社会秩序，彻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来实现的：「赤桥工业的衰落不仅是将村民划归为农民的一部分，也是把农民看做过时“封建”生活方式的代表的过程，而这种生活方式江北现代化的工业时代取代。农民被认为是“落后的”（事实上整个山西也被认为如此），在大众思想中，农民和儒家的封建道德一样落后。到1950年代，几乎再也没有人从根源上批评现代的意识形态了，而刘大鹏在1900年的梦里就曾以其悖于入学而批评过它。大多数人变得认同现代化和工业化是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提高生活水平的核心。这一模式的问题是，对村民来说，作为农民，他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甚至被此抛弃了。（P140）」
更加悲凉的是，当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村庄曾经有着辉煌的历史：「他们几乎总用这些（阶级成分的）术语来回答我。某某人是普通农民、富农或者地主。只有进一步的问题或者偶然的评论才会解释这个问题中的人可能是村里的鞋匠、无地的造纸人，或者几个煤矿的所有者。赤桥村民在别人眼中和在自己眼中都是农民，但是这正误解了他们及其村庄的过去，那里几百年来一直是商业和工业而非农业占更主要的地位。乡村作为农业空间的观感，并且是需要国家将工业和商业引入的地方，这是源于欧洲的意识形态，被现代化着所接受。（P139）」对此，沈艾娣教授在书的结尾毫不留情的写到：「考虑到这一现代化的进程最终带来的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这可能是自20实际初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最好的、最合理的结局。这无疑给下一代更多的机会，但它也让人们背井离乡，破坏了持续多年的乡里。正如20世纪前十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现代化国家强势推进改革，而很少考虑到被卷入其中的普通百姓的感受和经历变革而付出的巨额代价。（P142）」至此，本书完成了从个体到社会层面的跨越，实现了从个人历史的挖掘到对于社会结构变迁，甚至是对于以西方意识形态为主的「现代性」的反思。
现在在山西省太原市，有两条叫做「晋祠路」的主要干道，一条是晋祠路，一条是新晋祠路。这两条路都连接着太原城区与千年古刹晋祠。新晋祠路是20世纪末开始修建的，它更加笔直，沿路的村庄更少，开发的成本更小，从市区去晋祠的效率更高。近几年，随着太原市城区的南移以及对于汾河周边的开发程度日渐增多，沿着新晋祠路建了一系列太原的标志性建筑，新晋祠路周边的房价也随之飞涨。然而，相隔不到两公里几乎与新晋祠路平行的旧晋祠路却日渐衰败。建国初期，太原被规划为重工业城市，当时盛建的热电厂、化工厂、化肥厂、焦化厂、制药厂都分布在周围，随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些重工业厂矿纷纷衰落，而今，旧晋祠路也随着沿途的工厂的衰落而衰败不堪。更加很少有人会记得，旧晋祠路曾经是山西境内一条非常重要的古栈道，它曾经连通着晋中腹地与太原首府，是连通内陆与外蒙古、俄罗斯的重要茶路、票号通路。那条栈道上的村庄名字依稀还提醒着人们他们的重要的历史，比如王郭村、赤桥村、古城营、罗城、董茹等。不久之后，这些村庄也将从太原市的地图上消失，祖祖辈辈在那里生存的人们将在新规划好的住宅小区安住，到时候，更加不会有人记得曾经有这么一条古路。
刘大鹏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当年富庶的太原县会变得如此贫穷，而他可能也不会想到他偶然做了一个梦，梦醒后他称自己为「梦醒子」，借由他的日记全世界管窥清末的太原县晋祠镇一代的人的生活，并提供给后世对那个时代的研究有了更加可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