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之眼(8)

概念

经常会听到一些自以为是的概念，比如「新生代农民工」，或者「穷二代」，听起来煞有介事的样子，仔细推敲起来概念模糊。但是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往往都带着一定的假设，比如「新生代农民工」是在说，新一代的农民工，应该都是80后和90后们，这些人跟他们的父母辈成长环境截然不同，所以长大成人之后虽然享有同样的阶层身份，但是行为方式也完全不同；「穷二代」则是指那些在贫穷环境下长大的一代人，这些人可能经由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社会阶层的逆袭，也可能固化在穷则穷已的环境之中无法自拔。

本来想了解「农民工」，因为「价值观」的原因，我们不得不修正了这样的说法，变成了「外来务工人员」。但是从这种说法来看，我本人毕业之后如果不愿意回家乡，也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了。但是在此做一系列概念的界定，无非是想去定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从事的工作比较「基础」，薪资相对较低，外出打工的人是因为在家乡没办法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也有一部人留在当地。可是其实其社会阶层、职业身份并不能很好的跟我们的研究目标对应——在研究目标的另一端，其实我们只关心用户的手机使用行为，那些技术「小白」们，那些应用「小白」们，那些「内容」小白们，并不一定就是农民工。在这里，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人群属性，与其手机使用行为之间的严重gap。

人群

通过agency我们先在北京找了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是高校的保安，是工厂的工人，是辗转于高楼大厦与高低端小区的快递员……这些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学历、收入都偏低，时间被整块切割或者零碎穿行，不管对于电子终端还是话费、流量费等具有较高的价格敏感性，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对于手机的使用不仅不能算是「小白」，甚至算是高手。我们常常会刻板印象的认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对于新技术新文化的接受程度是相对慢、低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技术面前人人平等在手机这件事情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使用「万能钥匙」来打开附近的不知谁家的wifi来当做免费wifi，他们使用团购，使用淘宝，抢红米，听音乐玩游戏看视频，在58同城或者赶集网找兼职，无所不能。似乎在「用手机」这件事情上，他们并不需要别人帮忙，手机简直和看电视和去网吧玩游戏一样的简单，并没有学历的门槛；他们跟父母一辈显著不同，他们显然对几乎同龄的技术产品如此的驾轻就熟。

城市

于是，我们开始反思，是不是「北京」这个大背景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帝都牛，连能在这里生存下去的「外来务工人员」都比别的城市牛很多倍呢？于是，我们打算再跑一趟东莞。去那里去看一下大家「不认识的人」的样子。

在联系agency的时候，对方的负责人告诉我，要到东莞看「农民工」的话，一定要周日，因为他们一周要上六天班。恰好「海鸥」过境。我们降落在白云机场的时候，天气真是不错。一路赶到东莞，在闹市区下车，然后就被震惊到了。这个东莞是我不认识的东莞。我曾经于2013年秋天以及2014年春天分别到过东莞，而且每次都住同一家宾馆在同一座大厦工作，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萧条」的东莞：周六的东莞，马路上没什么车，闹市区没什么人。然后我们又驱车去了周遭聚集着工厂的小镇，同样的情景在此发生。一年前来这里的时候曾是一副繁华的气象，现在却已经感到了末日般的凄凉。

方法

这次比较好玩的地方是用了之前没有敢采用的一种方法：「家访」。跟小学的时候老师去学生家里家访有点类似吧。于是我们就一车人浩浩荡荡在东莞的各个乡镇之间颠簸，但是到了第一个工厂的员工宿舍门口就开始纠结了：这么多人进去围观，可能「观」的意义就大于「访」了。但这种方式确实最为直观，这些人的生活场景瞬间之间屏障就被踏碎了。他们如何使用互联网，他们的PC与手机之间如何分工，他们除了狭窄的睡觉空间之外，还有别的娱乐场所吗？他们除了手机与网吧，还有别的可以求诸的度过漫漫孤独时间的方式吗？这些在进入到被访者的生存场所的时候，我们就几乎不需要去鉴别被访者的言语是否真实可靠了，甚至也不需要太依赖被访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去想象他的生活真实了。

「家访」最大弊端就是「访」的效果会变差。少了单面镜室的环境，被访者显然在自己的环境中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尤其是又有了被多个人围观的场景，被访者的注意力就开始在多个人之间游移。所以改进的方法应该是访谈者单独完成家访的过程，或者在家访结束之后，结束之后将被访者拉回单面镜室针对家访中的问题各个击破。

反思

那么我们最想了解的部分，我们可以很轻松的从他们的人群属性将他们定义出来，但这些人的行为却不一而足。那么反向来思考，如果我们定义一些手机使用行为的集合，往回倒推是「寻常就是这么使用手机」的人群的话，能否将其返回一个固定的人群呢？我想大概是会让大家失望的。但是每个人的一部分行为的固有行为集合，却反而可能汇集成一个固定的属性。这个行为集合指向的App，应该不是服务于一个特定的人群的，而是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一部分需求的。这个需求最好是钢需，才能将所引起的成本递减。

所以对这件事情的思考就从，某一个特定的人群是否在手机使用上的需求有最大公约数，且这个最大公约数是只属于这个群体的，我们将这个最大公约数拿出来与我们周遭人群进行对照的时候发现，我们所寻找的不应该是这个特定人群的最大公约数，而是所有人群的最大公约数。其实最终要实现的应该是将人们的行为进行概念层面的分层与切割。从这点来看，马洛斯的需求假说应该是靠谱的。工具类的产品应当瞄准的「钢需」，非用不可，解决的是具备「普世」意义的那部分。而内容型的产品则应当将层次分好，让「消耗时间」、「寻求慰藉」、「寻找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不同人群都可以在内容型产品中找到自己。工具类的产品解决的是空气和水的问题，不论是谁都不可或缺，并且用户对于这两件事情的议价权并不高；内容型的产品解决的是食物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吃，但是有的人能力多一点就吃的高级一点，有些人就吃的差一点。内容各有偏好，要让每个人通过互联网产品（平台）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

世界

虽然我有少年时期的农村生活经验，以及我家乡的很多亲友都可以成为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的样本典型，但是这次在东莞见到的这些人，确实也是超出我生活经验的一群人，确实也是我「不认识」的一群人。

他们大多数现在不满20岁，生于1995年之后，来东莞没多久，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独生子女。一些父母也在广东打工，于是他们也跟过来，但并不住在一起；有一些则跟着老乡背井离乡就出来了，看起来是在「打工」，其实是来看看这个花花世界长什么样子，来度过剩余的青春期。

他们不再会因为要省钱在蜗居在局促的宿舍，而宁愿用工资的十分之一来换取一个独立的生存空间，住的地方可以没有独立卫生间但一定要有网络，喜欢的电影要去电影院看，女生最喜欢的事情是在淘宝买喜欢的衣服，男生闲了可以刷陌陌来追女生，还要有一项爱好，比如游泳、轮滑，甚至买一台摩托车在「禁摩」的东莞的夜里狂奔，因为这样很酷，会吸引女生。出了他们的工作本身，学历以及收入，我看不出他们与城市小白领有任何的差别。通过消费、互联网，以及更加开放的身体关系，他们正在成为新一代城市人。

但他们也会焦虑。比如东莞的工厂已经越来越少，这个GDP曾经抵过许多省会的小城市，因为年内的整顿而正在逝去它曾经显赫的地位。越来越多的工厂正在向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内陆城市转移，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在不久之后可能都要踏上回乡的旅程，不管是回到家乡的城市另寻打工的工作，还是回到父母的土地上进行劳作，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毗邻香港和深圳的东莞的人生经验将是他们很难再找回的一段旅程，更加吊诡的是，在不久之后，他们也将被更加「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所覆盖与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