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封城开始，我就感受到了某种紧张。基于你是哪里人，你就有「原罪」某一种分类方法。中国人深谙此道。在很长一段时间，你的「出身」是原罪，也是通行证。但是基于目前肺炎的情况，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然而这样做的溢出效应是很明显的。可以识别的哪里哪里人，成为最简单粗暴的分类方法。
社会信任急剧流失，社会又缺乏道德共识。所谓「敌我」的界限，由于不可明确的识别谁是患者，就转移到了可识别的「湖北人」or「武汉人」身上。
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一轮的类似仿效。中美之间的民航航班停飞了，香港也封闭了绝大多数的关口，武汉人不许出来，各地开始了排查。
2003 年的非典有类似的故事。当非典结束，我路过很多村庄时，很多村庄都封闭了。由于我国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制，尤其在很长一段时间由户口所控制的人口不可自行流动的政策，城市和乡村之间是割裂的。自然村意味着可能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他们共享着土地资源，人与人之间保持面识关系，每一个人在其他人那里都是具体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农村是「集体主义所有制」为代表，他们是利益共同体。
在人口流动还不太剧烈的 2003 年的非一线城市，这样的运作逻辑似乎是成立的。要知道，偶尔有陌生人来村里开饭馆或其他经商，由特殊的方言造成的屏障就是一种信任的边界：这个人是外来者，当然他也会被免于受到当前社会环境的「义务」的折磨，但当有灾难发生时，他们会首先被当做异己进行排查。
可是在城市的商品房小区，发生类似的事情，其运作逻辑是如何的呢？
商品房的业主们，并不是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交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陌生而缺乏纽带的；同时也不是集体所有制，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上而言，他们也不是「利益共同体」。在不可识别谁是「病毒携带者」的这件事上，如何识别谁是有问题的？
好的我来说说这几天我居住的小区的故事是如何运作这件事的。
大年初二的时候，居委会工作人员敲门。记忆中是两到三个女性工作人员，带着口罩，来询问是否有离京的经历，春节期间是否一直在小区。这个档案资料是重要的，它基本能帮助居委会人员有一个信息的记载，在大年初二时，有多少人是留在原地不动的。要知道，一般而言大年初五是返程高峰。大年初二时候，还是过大年的时候。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回家过年是再遥远再艰难也要去做的事情。
在全国性的紧张情绪爆发之后，大概在大年初四，小区的住户越来越多的回程。外卖、快递已经无法进入小区。进入小区需要刷门禁卡，保安的执法开始变严格，不再放人进入小区。
从 1 月 29 日（大年初五）开始，小区门口开始站着居委会工作人员开始进行登记，你从哪里回来的，有没有经过武汉，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只要有门禁卡还可以进入小区。彼时，北京已经宣布了延期上班。小区的人虽然还是增多了，但仍旧和正常时期无法相比。
今天，大年初十，出小区的时候居委会工作人员喊我登记信息。他们有所有住户的信息，但主要显示是业主信息。核实家里有几人居住，登记，核实是业主的话，分发一个「通行证」。自此，若通行小区，则需要凭借此通行证才能进入。
春节期间没有在小区居住的，业主的话测体温之类的可以进入小区。但会被要求自行隔离两周；非业主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住的小区人比较少，隔壁小区路过的时候，看到门口有拖着行李箱的人无法进入小区的情况。有可能和新闻所称，需要业主承诺帮忙送饭送菜，以业主承诺的形式才能进入小区。
那这个时候什么人才能活的最有尊严呢？第一档当然是北京当地人，身份证号码是110 开头的，他们被预设为春节期间流动性最低的；第二档是我这种非湖北人，在春节期间滞留北京的，但还需要是业主。哪些人觉得可能会感到严重的没有尊严呢？首先是湖北的，最严重可能是武汉；而更多的中国人，不是湖北人也不是武汉人，因为在北京的住所自己不是业主，也没有办法有尊严进入社区之中。
但是没有人在这件事里面是赢家，每个人都脸上写满了愁容。只是不知为何，我听到居委会工作人员在寒风里大声的肆意的笑的时候，总是觉得心惊胆战。